陈载沣
在学术与专业发展的历程中，从业者组成了学会，聚集于大学或研究机构，这对互相支持、传递信息、奖励杰出成就等，都起了很积极的作用。但学术界的体制集群，往往也对创新者有负作用。这部分是因为新的想法对权威是一种挑战；在更深的层次上，是多数人恐惧在新思维的冲击之下，世代艰苦建成的知识大厦会土崩瓦解。 哥白尼一直到临终才出版他的《天体运行论》，不是因为恐惧教会的反对（事实上当时教会一直支持他保护他），而是不敢面对天文学同行的嘲笑。远在与教会的矛盾激化之前，伽里略的学说已引起了意大利大学里服膺亚里士多德教条的学术权威一致的敌视。现代集合论的奠基者康托就因为他对实数性质的重要发现，被当时的数学界权威视为异端，终其一生未能在德国的重点大学里获得教席。 （《书城》2000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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